思乡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主题。当年留洋的约有两派，去日本的大多激进，从美国返的多为保守。大概当时日本上下齐心，脱亚入欧的口号喊得响亮；留学生们看着昔日倭寇坐得端、站得直、不插队，所到之处连垃圾也不留下，心中自然生了不平：同是东亚黄色人，中国也能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。而美国那批学来了渐进的演变，认为中国落后太久，不能着急。这两派的纠葛可以为中国现代史提纲挈领了。但在文学中，分野并不极大。

周树人与周作人两兄弟失和后又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散文。情节略有相似之处，而角度大不一样。我们耳熟能详的百草园，“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”，在周作人笔下却是“靠门是垃圾堆，再往北放着四五只粪缸”。虽说已有言“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”（小引，朝花夕拾），回忆竟有如此差距，还是让人疑惑。这些散文中有一点是殊途同归的，从《社戏》中可以发觉。“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，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 “那夜的豆子”有何不同？绝不是因为豆子的味道变了。六一公公应是对自己的豆子很自豪，不至挑坏的送来，比孩子们摘的还差。唯一的不同是，那晚的豆子是与孩童们一起，在探险般的紧张气氛下摘来的。说是“孩童”，也不及为朋友，但我们何尝没有并不熟识的儿时玩伴呢。孩子是都能玩在一起的，而长大后却并不都能。另外，带着“一定要中状元”口吻送来的豆子，便已没有表面上如此清香的口味了。“可悲的厚障壁”一直存在于鲁迅的回忆散文里。月下为追忆，促膝如不识；美化儿时情景，并决不能返回，这是一种思乡的模式。

另一种模式是丑化的描写，大多为希望创造全新的社会的作者所用。后来，那个年代的“政治正确”也要求，必须要“新比旧好，城比乡好”，才能是革命的。所以沈从文就成了反动作家，因为他宣传乡村美好的一面。

除了思乡，大多作品是不念旧的。然而相似的情节，在今天却加上了对过去的美化。最近的视频，被指抄袭《活着》，我以为是好事。但它抄的不是《活着》，而是整个旧社会的情节。余华说，小说荒诞，背后的现实更荒诞。所以它和近一百年的小说都相像；社会保持了惊人的稳定。唯一奇怪的是，从前对过去是不美化的，今天的年轻人反而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年代有着向往。当然，毋宁说是对权力的向往；这些话题择机再讲。这之间的区别在于，从前的人知道当下问题的根源来自传统；今天的人不知道问题。在暗藏杀机的丛林里，一只脚踏进大流，思潮冲击，自然怀念价值、对错都如此简单的时候。

July 30, 2022

二 • 启蒙没有回头路？

茅盾早期小说《创造》讲述了一个富有前瞻性的故事：一个喜欢裹脚女士的男人——娶了一个裹脚的妻子，并希望摘下她头上的裹脚布。他给妻子读进化论、尼采、唯物论。很快，妻子阅读面渐广，读了女性主义，《妇女与政治》，并上街参与妇女和民主活动了。这不是丈夫期待的结果，但显然，他无法阻止这一后果。小说在妻子的不告而别后结束。

当然，小说的标题是一个讽刺。人是不能被创造的，甚至不能被改造。人只能被教育。想要创造一个人的尝试似乎一定会以失败告终。在亲密关系中，好的初始状态一定比任何改变双方的尝试更重要。茅盾认为，这讲述了一个“革命没有回头路”的故事。但我补充，这其实可以看成“启蒙没有回头路”，人很难假装不明白一件事情并如常生活下去。这部小说的核心其实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。

邹谠在1980年随欧美学者访华时，看到了农村责任制的初行，提出了全能主义的概念。他认为，全能主义(totalism)与极权主义(totalitarianism)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国家-社会关系(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)是完全与权力挂钩的。他判断中国已经向前者转变，只是核心制度尚待改良。全能主义以实用理性的视角看待当时的国家-社会关系：权力实际上如空气充满了所有领域，并不受道德、法律限制，但正在从社会的毛细血管中脱手。这是一个改良叙事。如果社会像小孩一样在家长的引导下渐渐独立，那它会否能影响家长改变其一些性质呢？邹谠的观点是肯定的。如同启蒙没有回头路，希望把社会养大并且永远在掌控之下或许是不可行的。但是，“与现实的荒谬相比，小说的荒谬真是小巫见大巫”（余华）。历史证明，我们依旧有办法惩治不受控前进的社会。且控制集体比控制个人更容易，特别是在启蒙上。

二十世纪的人们经历了苦难，对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。他们寄希望于后辈通过沟通理性、重叠共识解决问题。然而若似乎现代文学与现实经验不符，这些基础或已然动摇了。“走自己的路”是大抵未变的选择；如今这样的说辞变味了。

Aug 1, 2022

三 • 革命

在李泽厚的时代，“实用理性”被看作是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解——即“毛泽东理解”的反思。这种反思自顾准滥觞。毛泽东的理解是“阶级斗争—无产阶级专政—专政下的继续阶级斗争”。然而当年上至邓小平的“实用理性”也普遍被认为是“生产力—人的思想—意识形态”这样的进路。即使八十年代末过去，带来的反思也只是“告别革命”。如刘再复所言，李泽厚是“教条主义批他自由化，年轻人说他太保守”。这不是指出李泽厚的不足；被时代的两个极端都反对的思想，往往才有理性的光芒，能被后人称为真知灼见。

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些思想家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、李泽厚，都不免于这一处境。即使是鲁迅，当年也被北方的正人君子和南方的革命小将（创造社）左右夹攻。九十年代初，教委组织全国批判李泽厚，因为他们发现，几乎所有文科研究生宿舍里都有李泽厚的著作。这和五十年代大批胡适有着相似之处。更为激进的一直都有，然而不见得有深远影响；倒是如李泽厚的思想，“却恰恰是‘解构’本世纪的革命理论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”（刘再复，告别革命）。

革命是很好的武器。五十年代前，它是手上的拳头；五十年代后，它是每个人的拳头；九十年代后，它成了心里的拳头。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被解构或抹除。我们从来没有告别过革命——革命和改良在叙事中混淆，恰如五四与新文化。这导致我们遗忘了后者，加之网络易于让刺激性的消息传播；现在的革命，在朝着一元的方向走去。这和当年学者的预料是相反的。这样的势头不断扩大，会引起一些反噬。

Aug 8, 2022

四 • 设想一种不阿Q的生活

阿Q（读作 Ah-Gui）讲述了一个清醒的“正常人”的故事。只是这“正常”的标准不一。一个时代的“正常”可能是荒谬的，但身处其中的人或许没勇气正视于此。

与之相比，狂人是颇不清醒的。他是个疯子。文章体裁也略有呼应：狂人日记是新式的片段结构，另者为斟酌再三的“正传”。然而共同之处是，二者都有冷静中立的文字，这是描述荒谬事实常用的手法。如同战争片的反思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戏谑，这样的艺术必须要走下画框，让读者身处其中——再让他们发现，这荒谬，自己也是有一份的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使作品有效。

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（第二章优胜记略，阿Q正传，呐喊）

阿Q“自我胜利”的游戏我们已耳熟能详了。但这不是一个讲“疯子”的小说，因为这社会中其它所有正常的人，也是陪他玩这个游戏，并且深感自己之胜利的。小说只描写了阿Q的心内世界，但未堵上推己及人的可能。既然都是正常的人，大家这么做也是不足为奇的。

“‘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’······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【悲哀】，他是永远得意的：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。”（第四章恋爱的悲剧，阿Q正传，呐喊）（方框为本文作者注）

“精神文明”很有意思。运动会上，没有获胜却最为胜者呼号的，往往能荣此奖赏。“诚惶诚恐”一语见于皇帝向侵略者的呈书之中。古代中外往来分三种，一种对方为臣，二种互相称王，三种自己当臣；具体取决于战事成败。若有此语，已经不是一般的议和了，且要看条件是否好，对方才能赏脸不至屠城的。暂且认为阿Q是逃过了一劫，得了胜。这样可重复的、赎罪的仪式，一定容易受到尼采的不齿：“站在所有软弱者、卑贱者和失败者一边”（敌基督者）。即使如此，阿Q也得意，这是自知而绝不是他人强加给他的——作为生存，或许需要这一动力。如何设想一种不阿Q的生活，以我的想象力，抵达这一步还有所差距。

“革命也好罢，”阿Q想，“革这伙妈妈的的命，太可恶！太可恨！······便是我，也要投降革命党了。”（第七章革命，阿Q正传，呐喊）

可见革命也是不能改变“正常”社会之现状的。反而，阿Q的剧情也是标准的传记格式：生平、幼年显志、仕途、政绩、结局（太子太傅或死）。让阿Q来革命，可想而知会同历史上一样，并于现代性进程毫无补益。“革命”并不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鲁迅的反思站在二十世纪的末尾。

在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里，最大的秩序就是社会本身。这不因为任何宗教、风俗和传统，反而是社会——即其内部有等级的权力关系——决定了前面这些。祥林嫂眼中最高的正义是土地庙的门槛（祝福，彷徨）。然而，当这希望破灭，并无社群可逃时，留在她面前的只能是绝路了。她不知道，土地庙绝不是法庭，正义是在此之外已被判决的。“明天用红烛——要一斤重的——一对，香一封，到赵府上去赔罪。”（第四章恋爱的悲剧，阿Q正传，呐喊）这时的红烛就能奏效了。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！······”（狂人日记，呐喊）阿Q同绝大多数人物一样，直至死期都没有意识到：自己的结局，多是已经写在二十四史里的。为什么只有狂人能发出来自“将来”的声音？鲁迅同许多作家一样，借了疯子的口。与之类似的还有小孩。 “那——”她仿佛望着比星空更高的地方，“谁是坏人呢？”（冯象，七年，创世记：传说与译注）人初性善，大概因为没受过规训的人，总能说出让人惊觉的话——正常人者想不到的。

小孩的感觉与社会的习惯，何者为实？在帝王将相的书简上，我们总认为前者更好。西方却相反，柏拉图认为，人自出生一刻前是全知的，只是于人世忘记了。知识是美德，所以求知的一生的尽头亦是善的。要于西方求得“精神文明奖”，还需去问反逻各斯中心的学家：“我们的力量来自于遗忘和无能。”（萧沆，解体概要）遗忘是中国秩序的重要部分。我们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妥协精神，无关于制衡，而依旧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下：胜者自然胜利了；败者否认失败，或在遗忘中寻求下一次的胜利，最终也算是胜利了。若有人来寻求“搞清了事实才能过去”，那是要受到冷笑并远离的。

Aug 9, 2022